習仲勛把守“陜甘寧”門戶
來源:《黨史文苑》2017.03        發布時間:2017-04-14
  冷 波 彭月才 任佳宇
  門戶,原指房屋等的出入口,后引申為必經之地。1935年10月,黨中央、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甘。此時的陜甘蘇區,雖有較好的穩固基礎,但因面積狹小、人口稀少、土地貧瘠,部隊給養困難,擴紅擴軍更是不易。特別是周邊敵情嚴重,東有“晉軍”,西有“馬家軍”,南有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北有井岳秀、高桂滋的“地方軍”,對陜甘蘇區呈四面包圍之勢,還有“追剿”尾隨而來的“中央軍”。面對如此艱難的處境,中共中央遂實行戰略轉變:“擴大與鞏固陜甘蘇區,準備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經“東征”“西征”,與張、楊達成停戰協議,到國共合作一致抗日,陜甘邊區終成中國革命之戰略要地。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陜甘邊區涌現出許多優秀人物,習仲勛就是杰出代表之一。這一時期,他兩下關中守南門,奉調綏德把北門,為把守陜甘寧門戶作出突出貢獻,得黨和人民的信任、贊譽,毛澤東1943年親筆為他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后又稱贊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周副主席”指示下關中
  1935年,中央紅軍即將到陜北之際,習仲勛被黨內“左”傾路線的執行者構陷入獄,命懸一線,幸被黨中央、毛澤東解救。這時,日本繼侵占東三省后,又制造華北事變,中日民族矛盾急速上升。
  習仲勛獲救后,即進入中央黨校學習。中央黨校前身是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創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經長征到達陜北,于1935年11月復校并改名為中共中央黨校,12月開始招生。習仲勛進入第一期陜北干部訓練班,主要學習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包括富農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目的就是提高他們的政策水平,以指導實際工作。
  令習仲勛激動的是,12月27日這一天,他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第一次見到景仰已久的毛澤東,聆聽毛澤東所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習仲勛對這次見面刻骨銘心,他說:“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講話,心里高興極了。”他還第一次見到心中仰慕的周恩來,他回憶說“:遠遠望見一個人,穿著一身紅軍的黑布棉軍服,胸前飄著長長的胡子,兩道濃黑的劍眉下面是炯炯兩眼,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肅然起敬。”
  陜北高原的冬天,朔風凜冽,寒氣刺骨。為鞏固、擴大陜甘蘇區,1936年1月中旬,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簽署命令,要求主力紅軍即刻出發,向東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的前進道路;同時,加緊向南進行鞏固。在紅軍東征之時,習仲勛被派往陜甘蘇區最南端的關中特區工作。
  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辦事處成立后,重新劃分陜北與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為陜北省、陜甘省、關中特區和神府特區四個行政區。關中特區下轄淳耀、赤水、永紅、新正、新寧5縣(當時蘇區所設縣),包含陜、甘接壤的旬邑、淳化、耀縣、宜君、正寧、寧縣所屬的部分平原和廣大山區。這里人口較為稠密,經濟條件、文化教育和群眾生活條件較好。因為地處西北蘇區的最南端,連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稱的大關中,離敵軍西北大本營——西安僅100余華里,這里駐有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當時,關中特區被譽為陜甘寧邊區的“南大門”。
  鑒于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設立關中特區的同時,將原陜甘邊南區黨委改為中共關中特委,由賈拓夫任書記。
  習仲勛在赴關中前夕,日理萬機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瓦窯堡住地專門約見他,對分派他去關中特區工作寄予厚望。周恩來親切而又嚴肅地說:黨派你去關中特區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任務是發動群眾,擴大和鞏固陜甘蘇區,開展游擊戰,配合中央整個戰略部署,威脅西安,迎接將要到來的抗日高潮。這是他第一次親耳聆聽周副主席的指示,以致多年以后談起此事時仍激動不已,他回憶說:“第一次和恩來同志正式接觸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黨派我去關中蘇區擔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恩來同志對敵情了如指掌,高瞻遠矚地制定戰略部署,他那卓越的軍事才能,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從瓦窯堡到關中蘇區,路程雖不過六七百里,由于沿途多是國統區,習仲勛一行十余人穿過無數條封鎖線,走羊腸小道,穿行在人煙稀少的梢林中。經多日艱難奔波,他們到達中共關中特委和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新正縣(今甘肅正寧縣)南邑村。他們的到來,加強了這個地區的領導力量。
  此時,特委的中心工作,是向蘇區傳達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精神,學習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報告,以統一思想,認清形勢,增強堅持武裝斗爭、鞏固根據地、發展統一戰線、迎接抗日戰爭新局面的信心。習仲勛到關中后,即根據當地實際和中央精神,糾正此前土地政策執行上的偏差,抓住爭取中農支持這個重點問題。4月,關中遭敵“東北軍”11個師的全面“圍剿”,并遭到飛機轟炸。僅一個月時間,關中特區幾乎全被侵占,縣蘇維埃政權全被摧毀。“這時,關中的革命運動處于非常困難的時期。如何的善于退卻,如何地保存積蓄革命力量,是當時關中黨的嚴重任務。”關中特委根據中央指示,安排外來干部以及同群眾關系不很密切的人員,立即分散撤退。據此,賈拓夫等領導遂率大部武裝轉移,關中特委撤銷。另由習仲勛、唐洪澄、汪鋒等組成關中工委,堅持關中游擊戰爭。“在軍事上劃關中為兩個作戰區域,成立南北兩路指揮部。”當時,關中特區蘇維埃主席秦善秀等被敵人殺害,個別游擊支隊嘩變投敵,由此可知,這里的斗爭多么艱苦和殘酷,由習仲勛任書記的關中工委,就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堅持斗爭。5月,中共中央來信,指令習仲勛回陜甘寧省委另行分配工作,由汪鋒、張鳳岐等另建關中臨時特委,繼續領導當地武裝斗爭和恢復黨的組織。
  隨“彭總”西征曲子、環縣
  習仲勛奉調撤離關中,是因為東征紅軍回師陜北之時,蔣介石調集中央軍、地方軍、寧夏二馬、東北軍、晉軍計154個團共25萬余兵力,圍攻陜甘蘇區。黨中央根據新的形勢,決定紅軍進入甘、寧地區外線作戰;要求陜甘寧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隨軍西進,進入新解放區開展工作,以建立健全黨的組織和革命政權,擴大和鞏固根據地。
  5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發布西征命令,組建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的西方野戰軍,向陜、甘、寧三省邊界發動進攻,以打破敵軍的圍攻,“消滅寧夏二馬,擴大蘇區,打通和蘇聯間的國際路線,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爭取團結東北軍、西北軍和一切抗日武裝,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初夏的隴東高原,白天赤日炎炎,夜晚寒風陣陣。
  28日,習仲勛隨野戰軍向甘肅省東部的曲子、環縣開進。對他來說,這是一次艱苦而有意義的行程。為了隱蔽迅速到達預定地區,部隊多為晝伏夜行的強行軍。他雖從小投身革命,長期領導地方游擊戰爭,但隨大兵團行軍還是第一次,置身于主力部隊中的喜悅和新鮮見聞沖刷著連續行軍的勞累和困乏。
  30日,習仲勛隨部隊到達隴東的元城地區待機,執行毛澤東占領曲子及其南北一線,“以不與東北軍正式作戰為原則,對馬鴻賓則堅決打擊之”的指示。6 月 1 日解放曲子,成立中共曲環工委,習仲勛任書記。他動員群眾把石碾子和石磨盤集中在八珠塬,日夜不停碾米磨面,保證部隊供給。4日攻占環縣,部隊繼續揮師西進。他即由曲子鎮趕赴洪德城,擔任環縣縣委書記。
  習仲勛擔任縣委書記后,在彭總派出的工作團的幫助下,迅速打開工作局面,完成組織的創建工作,成立縣委組織、宣傳、軍事、工會、青年、婦女等部,建立6個區黨委、39個鄉支部。他親自發展環縣第一批黨員,領導成立環縣蘇維埃政府。他還深入到南湫鄉一帶向農民群眾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政策,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罪行,發動農民,廢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權,沒收地主惡霸土地財產,分給勞苦大眾。
  環縣地處甘、寧兩省交界,社情復雜。當地有土匪、哥老會等幾十股勢力,人數達到數百人。這些反動勢力與敵地方武裝相互勾結,時常騷擾破壞新生政權的正?;疃?。面對錯綜復雜的斗爭形勢,習仲勛以無畏的革命精神,組織和領導群眾武裝斗爭。他還加強縣委軍事部、縣政府保衛局的力量,設立警衛隊,組建環縣、洪德、胡家洞子3個區游擊隊,發展隊員 40 多人,配備長短槍30余支。他還指導多數鄉、村成立自衛軍、赤衛隊,遏制和打擊反動勢力,保衛人民政權。
  密切聯系群眾是習仲勛的一貫作風。在環縣洪德街上有一位藥鋪掌柜叫梁松山,為人忠厚正直,又喜好結交朋友。他很快與這位店掌柜建立友情,使其借行醫賣藥之便,為縣委、縣政府收集情報。據當時在環縣縣委婦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憶:那時由于大軍西進,環縣的形勢異常嚴峻復雜。僅縣委就被哥老會包圍過好幾次。有時我們白天在洪德城(縣委駐地)工作,晚上就鉆進梢林。當時可靠的還是群眾。縣委領導同志住的窯洞,群眾常常自覺給站崗放哨。
  習仲勛擔任環縣縣委書記只有兩個多月,但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陜甘寧省委的充分肯定。7月20日,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陜甘寧蘇區的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中表揚環縣、慶陽等縣工作。8月中旬,李富春找他談話,宣布中央決定他回保安縣(當時中共中央駐地)接受新的任務。此次工作變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習仲勛離開關中后僅幾個月的時間,關中根據地喪失殆盡,急需一位熟悉情況的同志前去領導斗爭;另一個是,中央認為對因錯誤肅反出獄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問題。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后來在延安說:“那陣子我不了解情況,聽他們的意見多了。特別是對仲勛同志不公道,派到那兒做縣委書記。”他在晚年還回憶說:“由于‘左’傾錯誤沒有清算,陜甘邊蘇區的地方干部和軍隊干部仍然戴著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工作的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總負責人”叮囑經營關中
  習仲勛返回保安,中央即通知他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破格”安排反映中央領導對他的悉心培養,也表明中央已考慮讓他擔負更重要的工作。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保安城一孔土窯洞內召開,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主持會議,并作報告和會議總結,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出席會議。毛澤東一見習仲勛,便親切地叫著名字,高興地拉住他的手,連聲稱贊:“這么年輕,還是個娃娃嘛!”這是習仲勛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他的心情極為興奮和激動。這次會議對其數十年的革命征途產生了重大影響。1978年12月,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紅日照亮了陜甘高原》的文章,詳細記述這段難忘的經歷。
  習仲勛曾說自己一生為黨中央先后兩次把守南大門,第一次指的就是再下關中。這次下關中,張聞天特意約見習仲勛,宣布調他任關中特委書記的決定,叮囑他“去先試一試,凡是民團團長都可以搞統一戰線,包括保甲長、聯保主任”。時隔四個月之后再下關中,他深感肩上的擔子非常沉重。
  如前所述,關中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楔入國統區的一個“囊形地帶”。此刻的關中,已全部被敵占領,關中游擊隊只能分散秘密活動。肩負中央領導的囑托,習仲勛一行十余人夜行晝宿,于10月初到達關中旬邑縣境內的七界石。與留守的張鳳岐取得聯系后,習仲勛遂將關中工作分南線、北線,派張策到南線、張鳳岐到北線開展工作。
  這時,敵人改變進攻策略,開始以軍事緩和、政治控制為主,不斷加強保甲訓練,對我黨組織進行瓦解破壞。為應付這一特殊情況,10月中旬,習仲勛主持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決定以縣為單位整理并擴大游擊隊,集中打仗,分散活動;爭取進步、中間的民團、保甲,打擊最反動的少數分子;整理各地黨的工作;恢復各縣蘇維埃政權,在敵人后方開辟新蘇區。在10天時間內,他們恢復了關中蘇區,在淳耀、赤水、新正、新寧4縣建立蘇維埃政權,全部恢復黨的工作。游擊隊發展到 14 支,隊員近500人,并相繼取得馬塬、讓牛村、郭家掌等戰斗勝利,肅清大股土匪。以縣為單位的紅軍、游擊隊向外出擊,擴大和恢復蘇區,爭取民團、保甲自動交槍。1937年,八路軍主力出征抗日前夕,關中特區選調500多名政治、軍事素質過硬的干部戰士,補充開往第一二○師。時任陜甘省委書記的李維漢曾這樣評價:“在陜甘蘇區,關中是最好的一塊蘇區。”
  12 月,已是深冬季節,北風怒號,冰封大地。張、楊兩位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猶如春雷響徹天際。為和平解決事變,彭德懷、任弼時率紅軍主力南下關中,給處于困境的關中蘇區帶來喜悅和信心。彭德懷約見關中特委的同志,傳達注意友區友軍的指示。習仲勛同特委同志一起分析形勢,他說:“國內和平統一了,黨的工作應該是:第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第二,整理內部組織;第三,擴大紅軍,加強整訓;第四,大量發展黨的組織。”
  習仲勛模范按照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積極推進與國民黨方面的劃界談判,在淳化、旬邑等地設立紅軍募補處,與寧縣、宜君等地民團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他還領導兩次大規模的普選運動,采取“認人”投豆、念名字“燒香”點洞、設流動票箱等形式,使 民 眾 參 選 率 達 到 70% 和80%,不少開明士紳參加政府,極大地調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
  遵照中央“經營關中”的指示,習仲勛領導的大生產運動搞得如火如荼。以新正縣為例。該縣辦起農場,成立消費生產合作社,建起紡織廠、運輸隊、商業部等單位或機構;開挖300多孔窯洞,改善辦公條件,建起醫院、被服廠、修械廠、倉庫;成立關中劇團,出版發行《關中報》;發展初等小學,創辦中等教育,幫助陜北公學、魯迅師范遷駐關中,為蘇區發展做了大量工作。
  延安至關中,中間有一段狹窄的地帶,人們形象比喻為“葫蘆把”,關中被戲稱“寶葫蘆”。 對此地,國民黨頑固派早就垂涎三尺,武裝或非武裝的破壞活動不斷,使關中成為反磨擦斗爭的風口浪尖。
  頑固派從1938年冬開始制造事端,1939年制造“旬邑事件”,1940年制造“淳化事件”,一度發展到圍攻駐守部隊。面對敵人的磨擦行徑,習仲勛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按照“敵人局部進攻,我則局部游擊,敵全面進攻,我則全面游擊”的政策,進行針鋒相對的反摩擦斗爭。他在向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關中分區反磨擦問題》報告中提出: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抗戰;以政治進攻為主,做好自衛戰爭準備。他強調做好武裝力量、財務準備、統一戰線以擴大自己,動員自衛軍和全體老百姓,活躍與鞏固群眾組織,構筑鞏固必要的據點,分散保存糧食,加強鋤奸保衛。1941年夏,他和文年生指揮部隊在彬縣的鳳凰山一帶與敵激戰,將之驅趕回去,接著收復赤水縣土橋鎮和新正縣部分地區。反摩擦斗爭至此基本平息。據不完全統計,1940年,他向邊區政府反映反磨擦斗爭的報告達27份,計10萬字之多。錯綜復雜、艱苦卓絕的斗爭,考驗和鍛煉年輕的分區黨委書記的革命意志、斗爭藝術。
  關中的6年時間,習仲勛始終走在群眾中。群眾碰到疑難時,就說:“找仲勛去。”1942年10月19日至翌年1月14日,他參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級干部會議,集中進行整風學習。1月8日,時任西北局黨校校長的習仲勛以《關中黨史簡述》為題作系統發言,深刻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他的發言得到毛澤東的贊賞。這一時期,毛澤東對他已經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1月14日的閉幕會上,毛澤東給領導經濟建設成績卓著的22人題詞褒獎,給習仲勛的題詞是:“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這給他莫大的鼓舞,他說:“這個題詞,我長期帶在身上,成了鼓勵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
  “毛主席”點將把守北門
  1943年農歷年剛過,延安到處洋溢著春天的氣息。一個春光明媚的午后,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里,會見即將去綏德赴任的習仲勛,鼓勵他說:綏德是邊區最大的一個分區,政治情況比較復雜。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就沒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鍛煉嘛!親切的話語給他莫大的鼓勵。
  綏德,古時陜、蒙、甘、寧之交通要道,享有“天下名州”、陜北“旱碼頭”之美譽,商賈云集、經濟發達,人口52萬,面積約占陜甘寧邊區的三分之一。由于國民黨長期的反動宣傳,許多群眾對共產黨認識模糊,黨中央、毛澤東調他把守北大門,可謂用意深遠。
  2月中旬,移交完西北黨校工作后,習仲勛即刻動身到綏德赴任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委。到綏德后,他深入實際走訪調查、座談討論,很快了解情況,尤其是對抗戰以來復雜的政治狀況與斗爭形勢,做到心中有數。他強調,要擴大黨的宣傳,用黨的宗旨、方針、政策宣傳和教育干部群眾,做到整風、生產兩不誤。針對外來干部、當地干部和留用的舊職員并存等情況,他提出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對舊職員,要著眼于他們的積極因素,做好教育轉化,使之更好地為人民政權服務。他的意見,很有見地,符合實際,有利于凝聚人心、團結各方,極大地調動軍民的抗日熱情。
  延安整風的“搶救失足者”運動,波及邊區的每一個角落。受此影響,綏德師范、米脂中學等單位的整風審干演變成一場肅反運動。一時間“假坦白”成風,就連十一二歲的學生也“坦白”自己是“小特務”,絕大多數師生被審查、被懷疑。習仲勛敏銳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利用講話、座談等形式反復提醒大家一定要說真話,對黨要忠實坦白,強調誰要是亂說,比特務的罪還重。他向西北局和黨中央如實反映情況,表達自己的擔憂,建議制止“逼供信”,糾正“左”的偏向。他冒著風險反復告誡大家說:“我們常講黨性,我看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
  當中央決定甄別糾偏時,他親自找師生代表談話,并組織學生家長及干部群眾參加的三千人大會,宣傳共產黨“決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防奸政策。他還把家長請進校園和孩子住幾天,以親眼看到正常的學習和生活,從而更加相信共產黨的政策。在甄別、糾偏過程中,他?;ご笈飫錘剎?,為所有受冤屈的同志進行復查和平反,并主動開展自我批評,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同志賠禮道歉,代表地委承擔責任,妥善解決運動遺留的各種問題。
  發展生產、搞好經濟是經營綏德的中心工作。1943年4月中旬,他帶隊到綏德以西的郝家橋村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蹲點調查,發現并樹立勞動英雄劉玉厚這一典型,并在全區開展“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活動,要求各地搞好農村的精耕細作、變工互助,合理安排農業生產。5月1 8日,《解放日報》專題報道劉玉厚先進事跡。在典型經驗的引導下,綏德分區掀起大生產運動的高潮。至當年年底,分區糧食生產取得較好收成,基本解決吃飯問題,部隊糧食供應也達到全部自給。他號召綏德地委和專員公署機關干部厲行節約、勤儉辦事,走出機關,參加生產勞動,幫助農民克服困難。他還親自制定自己的生產節約計劃:同勤務員合作種棉花、白菜;每天捻一小時毛線;辦公用品節約三分之二;一年內的棉衣、單衣、單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補充;冬天睡冷床,只燒爐子不燒炕,提早?;鳶敫鱸?;注意身體健康,爭取不用公家醫藥費。
  針對落后的文化教育,習仲勛領導一場教育革新。他提出文化教育要為全區人民群眾服務,要堅持與勞動結合、與社會結合、與政府結合、與家庭結合的辦學方向。毛澤東贊賞道:教育上的問題不少,怎樣解決,綏德現在提出了幾個結合,是不錯的,這是個方向問題。為解決群眾文化水平偏低問題,他提倡因地制宜大辦冬學。僅1943年,全區辦起冬學905所,參加人數達70715人。到1944年秋,綏德分區建完全小學260所,進校學生11400多人;開辦民校22個。同時,夜校、訓練班等全面鋪開,讀書會、黑板報、漫畫、秧歌隊、講演會、說書、快板等教育形式和教育活動如火如荼。綏德分區文工團也組建了,其宗旨是為抗日和人民群眾服務。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報》曾以《綏德國民教育大革新》為題對綏德辦學情況作全面報道。
  綏德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模范試驗區。作為地委書記,他注意和黨外人士交朋友,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主動邀請他們建言獻策。他和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安文欽(綏德縣),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米脂縣),邊區參議員劉杰三(綏德縣)、劉紹庭(綏德縣)、姬伯雄(米脂縣)等人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1943年6月,他在綏德會見赴重慶開會的國民黨愛國將領鄧寶珊將軍,與他傾心交談,由此結下深厚的友誼。由于綏德地處交通要沖,當時從各抗日根據地去延安的許多黨內同志也常途經此地。任弼時曾贊譽說:“凡路過綏德的同志都說,習仲勛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書記。”
  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黨的七大上,習仲勛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7月,他參加西北黨史座談會?;嵋櫧詡?,毛澤東親自點將任命他為爺臺山反擊戰臨時指揮部政委,張宗遜為司令員。
  爺臺山是陜甘寧邊區南面的屏障。1945年7月,胡宗南調9個師分4路進占爺臺山地域。面對敵軍的公然進犯,毛澤東要求西北局和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全力組織打退敵之進攻。
  習仲勛星夜兼程趕赴前線,經實地勘察地形和分析敵我態勢之后,他與張宗遜決心趁頑軍立足未穩之際,集中優勢兵力,全殲守敵,以挫敵侵犯的陰謀。他在戰前政治動員會上指出,頑固派經常以“打野外”“抓逃兵”之名制造摩擦,這次侵占爺臺山周圍41個村莊,其目的在于奪取我關中地區,挑起新的內戰,必須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堅決做到一不放跑一個敵人,二不越過防線一步。同時,他與關中地委商定擁軍支前方案,發出指示,提出“部隊需要什么就給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口號,動員民兵踴躍參軍參戰,組織群眾支援前線。8月8日23時,總攻開始,我作戰部隊猛烈進攻,守敵頑強抵抗。為迅速結束戰斗,9日凌晨,張宗遜、習仲勛命令三五八旅投入戰斗,集中火力壓制敵人。10時,三五八旅八團二營六連沖進敵碉堡外壕,展開手榴彈對攻和拼刺刀,反復沖殺,激烈異常。14時,全殲主峰守敵。10日,戰斗結束,收復爺臺山周圍全部失地,殲敵5個連和1個營部。直插主峰的六連被譽為“硬骨頭六連”。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高度評價:“不久以前,國民黨調了六個師來打我們關中分區,有三個師打進來了,占領了寬一百里、長二十里的地方。我們也照他的辦法,把在這寬一百里、長二十里地面上的國民黨軍隊,干凈、徹底、全部消滅之。”這一戰,極大地鼓舞邊區軍民保衛勝利果實的信心。對習仲勛來說,這一戰只是他馳騁戰場的序曲。
  “主持西北”統兵保邊區
  硝煙尚未散去,一身征塵的習仲勛又走向新的領導崗位,被黨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45年10月,經毛澤東提議,中央任命他為西北局書記。毛澤東向黨內同志介紹他時說:“要選擇一位年輕的同志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此前,對于習仲勛的安排,毛澤東曾有過幾種考慮:一是與王震率部南下,二是和高崗去東北,再就是同陳毅去華東。毛澤東最后告訴習仲勛說:“我考慮再三,你還是應該留在陜北,首先把陜甘寧邊區建設好,鞏固好,這是當務之急。”
  這一年,習仲勛32 歲,是中共中央各大分局中最年輕的書記。之前的9月,他已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代政委,直接肩負保衛黨中央、保衛陜甘寧邊區的重任。
  1946年初夏,《雙十協定》簽署不久,國民黨軍以30萬重兵對中原解放區發起大規模進攻。毛澤東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就接受王震部中原突圍后返回邊區,以及打擊胡宗南部進犯邊區等問題,在王家坪住地約談習仲勛,當面征詢他的意見,又在不到兩個月時間里,接連給習仲勛親筆致信9封,就王震部北返行動作出周密部署。
  7月26日,毛澤東致信說,“請考慮派一二個大員去幫助李、王兩部,如汪鋒及其他適當之人”。 此前6月,習仲勛已派西北局統戰部民運科長劉庚前往陜南迎接,8月10日又派汪鋒前往商洛主持鄂豫陜工作。也在這一天,毛澤東兩次致信習仲勛。第一封信說:“請考慮派出幾支游擊隊(武工隊性質),策應李先念、王震創造游擊根據地,以利將來之發展。”第二封信提出:“十七軍八十四師開陜南佛坪堵擊我王震部。八十四師內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況如何,請查明見告為盼!”11日,習仲勛致電隴東地委書記李合邦和警三旅旅長黃羅斌等,令派出武裝向隴南活動,創造游擊區,做好接應準備,派若干武工隊向海原、固原、靜寧、莊浪一帶活動,并嚴令不得泄密。同時,抽調警一旅兩個加強連組成西府游擊支隊,由趙伯經帶領開赴麟游山區,牽制胡宗南部,減輕三五九旅壓力。
  8月19日,毛澤東致信,要求“準備三個強的團”“,即速出動于邊境附近,待命策應為要”。晚10時,習仲勛和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代理司令員王世泰電令新四旅全部和警三旅七團兩日內做好戰斗準備,待命行動。
  20日夜10時,習、王發布命令,組織南線出擊。22日夜,毛澤東提筆致信,詢問長武、平涼、靜寧、正寧、寧縣、固原等地敵情。23日,南線出擊開始,三五九旅繞道隴縣,向北疾馳。習仲勛即將出擊戰況報告毛澤東。毛澤東當日復函:“來示悉,布置甚好,已告王震。”29日,三五九旅與警三旅會合。當日,毛澤東以喜悅的心情致信:“王震部主力已到邊區,即在隴東休整,請令隴東黨政軍予以歡迎及幫助。”當三五九旅回到慶陽休整之時,習仲勛仍密切注視尾追其后的國民黨軍,及時調整兵力部署,保衛邊區。9月1日,毛澤東致信:“胡宗南似有向隴東進攻之計劃,我們如何應付,請加籌劃,并見告。”2日,在收到習仲勛關于敵我形勢和作戰方案的報告后,毛澤東再次致信:“來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針去做。作戰時,注意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殲敵一部,如來信所說,集中六至七個團,殲敵一個團。”習仲勛、王世泰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作出部署,奮起反擊,勝利接應三五九旅返回邊區。
  1946年的夏天,內戰的空氣日漸升溫。國民黨軍調整軍事部署,尤其是加強橫山到榆林一線的駐軍,圖謀南北夾擊邊區。為粉碎敵之陰謀,中央軍委決定,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發動榆橫戰役,以打擊襲擾之敵,及時策動和直接領導橫山起義,打亂敵軍戰略部署,解放無定河以南地區,保證邊區北線的安全。
  6月份,毛澤東特別召見習仲勛,聽取他關于邊區備戰情況。當習仲勛提出策動駐橫山波羅堡的胡景鐸所屬部隊起義的設想,毛澤東十分重視,當即指示要抓住這個時機,解放榆橫地區,擴大回旋余地。毛澤東最后叮囑說,保衛延安、保衛邊區,必須加強統戰工作,爭取榆林地區國民黨部隊起義,以擴大保衛延安戰爭的戰場。
  習仲勛和胡景鐸以及胡景翼之子胡希仲是中學同班同學,一直都有聯系。為爭取胡景鐸起義,他特將與胡景鐸和胡希仲是同鄉、同學關系的師源,由關中分區調任綏德地委統戰部副部長,專門從事對胡部的統戰工作。師源先后兩次與胡景鐸接談,轉達習仲勛的起義意見,并抽調30多名骨干秘密進入胡部工作。同時,又派出延屬分區專員曹力如、綏德地委副書記劉文蔚赴榆林與胡希仲會面,了解掌握國民黨軍上層人士情況。不久,根據胡景鐸的請求,由習仲勛由習仲勛介紹,中共中央特別批準他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北局批準胡部張亞雄、許秀岐等人為中共黨員。同時,從延屬分區、綏德分區抽調40余名黨政軍干部,進入駐波羅堡、石灣等地的國民黨陜北保安團隊,秘密進行組織宣傳工作,為胡景鐸率部起義奠定政治保證和組織基礎。
  8月,習仲勛、王世泰等研究北線戰役作戰方案,成立北線作戰指揮部,王世泰任總指揮,張仲良任政治委員,以接應起義部隊。8月28日,習仲勛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提高警惕,保衛邊區》。月底,毛澤東召見習仲勛、王世泰談話,強調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戰術原則。
  9月中旬,習仲勛派出西北局統戰部處長范明攜帶他的親筆信,赴波羅堡與胡景鐸面商起義。范明返回延安后,向習仲勛匯報起義準備情況。習仲勛立即同王世泰、范明一起前往棗園向毛澤東作匯報。
  10 月 13 日凌晨,北線戰役打響。一面鮮艷的紅旗從波羅堡城頭冉冉升起,胡景鐸率領保安九團5個大隊宣布起義。駐石灣、高鎮的保安九團其他大隊也先后起義。16日,胡景鐸致信駐橫山的國民黨第二十二軍獨立騎兵團起義。24日,北線部隊攻克響水堡,北線戰役勝利結束。橫山起義,使5000將士走向革命的光明大道,解放無定河以南30多個城鎮、5000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為日后轉戰陜北贏得回旋余地。毛澤東在接見起義官兵時,風趣地說:“景鐸同志,你能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下鄧寶珊的船,上習仲勛的船,你選擇的這個道路是正確的。”
  閃擊延安的計劃擱淺后,胡宗南集結16萬兵力,意圖奪取囊形地帶的關中,直攻延安。習仲勛號召全體軍民行動起來,保衛延安,保衛邊區,保衛毛主席。他同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其他首長一道率部殺敵,掩護關中分區機關于 1947 年 2 月 19日撤至馬欄鎮。在兩個多月的爭奪戰中,邊區部隊先后進行旬邑、金池、龍高、黃甫、白子頭、方里鎮等攻堅戰,取得誘敵殲于梁王地區的勝利,殲敵1613人,其中俘1225人,起義73人。
  戰事緊張時,習仲勛再挑重擔。1947年2月,中央軍委組建陜甘寧野戰集團軍,習仲勛任政治委員,張宗遜任司令員。2月24日,張宗遜、習仲勛接中央軍委反擊胡宗南部進攻的指示,加緊對敵情偵察和戰斗部署。25日,習仲勛召集關中黨政軍負責同志開會,對堅持游擊戰爭以及配合主力作戰作出布置。同日,敵胡宗南部第七十六師師長廖昂及第一四四旅旅部、第四三〇團向隴東肖金鎮前進,第二十四旅于25日向寧縣前進。張、習則令獨一旅于27日集結古城川,第三五八旅28日集結于盤克附近,并將情況電告中央軍委,判明敵第七十六師有向我隴東進攻之企圖,決心殲滅之。
  中央軍委認為,胡宗南部兵進隴東,是其大舉進攻延安的前奏,彭德懷稱此役為延安保衛戰序戰。毛澤東特別指示,集中全力殲滅其一個旅。張、習決定,以教導旅和警備第三旅七團及延屬分區獨立團組成防御兵團,在延安以南東起臨真、金盆灣,西到牛武、茶坊地帶,設陣地防御,保障延安的安全;以警備第一旅堅持收復關中分區斗爭;張、習率野司及第一縱隊和新編第四旅、警備第三旅(缺七、八團)繼續西進,進行隴東作戰一次。張、習率部進擊隴東后,胡宗南認為其調動我邊區主力部隊的企圖已經實現,遂命侵入隴東的整編第七十六師經寧縣開至黃陵附近集結,以增加進攻延安的兵力。
  3月2日,敵第四十八旅旅長何奇率部進占合水老城,決定經西華池南下寧縣。中央軍委電示張、習:望乘敵南撤中集中全力殲滅其一個旅,即可推遲敵進攻延安計劃。4日凌晨三時,我第三五八旅第八團、第七一五團和新編第四旅第十六團向西華池守敵發起沖擊,迅速突入西華池鎮內,并且在敵有飛機和炮火配合支援連續反沖擊的情況下,仍堅守陣地,戰斗打得十分艱苦,殲敵1500余人。第二天,中央軍委復電張、習,肯定“西華池戰斗給了四十八旅以嚴重打擊,何奇斃命”。
  彭德懷總結這次戰斗時說:這是敵人大舉進攻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偵察作戰。打了這一仗,把敵人的底摸一摸,這對今后作戰大有好處。也算是實戰演習嘛!這一席話,對習仲勛和其他同志鼓舞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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