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室:陜甘寧邊區智庫建設的歷史見證
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8月24日 16版)        發布時間:2016-09-13
  潘懷平
  陜甘寧邊區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邊區政府被稱為邊區政權的“首腦部”,首府延安被譽為“政策中心”。為了加強對邊區經濟社會問題以及各項政策的系統掌握,1941年2月24日,邊區政府正式決定在政府秘書處之下設立“研究室”,又稱“政策研究室”。邊區研究室是我黨智庫建設的重要發端。
  邊區政府為研究室專門制定了《研究室組織條例》,促進了政策研究工作的組織化、規范化。根據該條例,研究室受邊區政府秘書長和秘書主任領導,設主任一人。在當時邊區干部嚴重缺乏的情況下,組建了8人以上的研究工作隊伍,可見邊區政府對政策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視。研究室的具體工作任務為:系統研究邊區各種問題及各項政策制度;組織邊區一級政府的各種研究工作;編輯《新中華報》及其他有關政權工作的參考書籍。相關部門常態化交流供給資料與相互幫助的工作機制也隨之建立。
  邊區研究室的成立為我黨設置專門的“調查研究機關”積累了歷史經驗。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者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同時,中央作出《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在中央下設中央調查研究局,擔負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種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內設調查局,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三個部門,作為中央一切實際工作的助手”,“北方局、華中局、晉察冀分局、山東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獨立區域之區黨委或省委,均須設立調查研究室,專任收集該區域內外敵、友、我三方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種具體詳細材料加以研究,編成材料書籍與總結性文件,成為該局委工作之助手;并責成各局委將所得材料供給中央調查局”。據此,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委到政府,初步建立起了黨政系統上下互聯互通的研究體系和工作機制,以“調查局”或“研究室”為載體的智庫逐步在邊區形成。
  根據中央文件精神,邊區政府研究室作為“根據地高級政府”的調查研究機關,不能削弱,只能加強。邊區經歷了三次精兵簡政運動,邊區政府研究室不但沒有被精簡,反而得到了政策支持和組織優化。1943年3月3日公布的《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指出:“以邊區政府而論,有許多在實際上已經提出的問題等待我們研究,有許多重要的經驗等待我們總結。干部政策問題,農業建設問題,農業累進稅問題,減租減息問題……改變工作作風問題等等。所有這些有關政策的重大問題,如果不加以研究,不加以總結,我們的領導就會跟不上邊區建設的發展,就要落后在它的后面。”可見,研究室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根據1943年3月的《各級政府及參議會整編辦法》的指示,特設政府辦公廳,辦公廳下設秘書處、交際處、總務處、研究室;教育廳所屬魯迅圖書館并入辦公廳研究室。據此,研究室從秘書處分離出來與秘書處并列,成為邊區政府的重要職能部門。同時,魯迅圖書館的并入使得研究室的視野和功能得到了很大拓展,研究室的智庫作用更加凸顯。
  研究室為中央和邊區政府決策、建章立制和執行政策起到了“智囊”作用。時任邊區政府秘書長的李維漢同志兼任研究室主任,他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回顧》中指出,“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們在協助組織大會和研究政策工作中,經常深入實際,聯系群眾,調查研究,了解情況,反映問題,總結經驗,也付出了辛勤努力。”研究室的工作不僅是研究資料的整理、文書報告的撰寫以及書報的編輯,更重要的是積極推進研究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高克林的《魯忠才長征記》,被毛澤東贊譽為調查研究的典范。調查報告中“發展鹽業”的建議作為范例,被收入毛澤東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成為指導抗日時期經濟工作的重要的資政參考。毛澤東在為《魯忠才長征記》作序時特別指出:“高克林同志的這篇調查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三個人的調查會之后寫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的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黨八股。”其中提到“我們需要的這類東西”,就是能夠供黨委政府決策參考的優秀調研成果。
  (作者系中共陜西省委黨校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陜甘寧邊區司法傳統中的理性與經驗研究》的階段成果,項目編號:11XFX008)
?